第十七節    顧頡剛

  〈劍橋格芮非司來詢《孫子》書之年代〉:

  英國劍橋新學院教授格芮非司(Samuel B. Griffith)譯《孫子兵法》,來函詢問下列問題:
  一、幾世紀來的中國學者,除掉極少數的例外,都承認《史記》裡面的〈孫子傳〉是正確的,《孫子兵法》也是可靠的,這個意見現在怎樣了?
  二、在過去七百年間,中國史學或其他學術刊物,有沒有孫子或他的《兵法》的研究?假如有,是何刊何期,我怎樣能得到這些材料?
  三、在《孫子兵法》的一節中用到「彍弩」和「發機」的字。弩的使用大概在公元前四○○年前,不過我還沒有充分證實。假如我們設想孫子生在公元前五○○年左右,我們可以推測:
  甲、在他的時代,弩就廣泛使用了。
  乙、「弩」、「機」等字是後來的人摻加進去的。〔眉批:〈史記.蘇秦列傳〉:「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正義〉:「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舉足踏弩,兩手引揍機,然始發之。」此與拿機關槍用法同。又〈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索隱〉:「《漢令》有蹶張士百人。」〕
  丙、孫子生在《史記》所說的他的年代之後。
  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曾同我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們都採取甲這個觀點。
  四、鐵做兵器的使用開始在公元前五○○年前,或還要早點。這是很可能,至少在《左傳》裡面有鑄刑書的鐵鼎。文獻中還有很多記載提到吳國劍和有名劍工,可見當時劍已是鐵製的,不然不會引起那樣多的注意和發生那樣多的故事。關於鐵兵使用年代,近來意見怎樣?
  五、我們從經典和《竹書紀年》知道四匹馬的車子在周以前即使用了,但我們不知道怎樣使用法。從文獻上好些地方暗示,這種宏大的馬車是用了作為衝擊的武器(就像現代坦克那樣的構造)。在《孫子兵法》序言中說孫子本人曾發明某種馬車的製造,近代學者是否有有關這些的詳細報告?如果有,如何得到這些報告?
  六、我聽人說,毛澤東主席,還有其他著名的將軍們,曾引用過《孫子兵法》,加以評論,這話是正確麼?假使是正確的,在什麼書上可以找到?我向什麼人可以求到這些材料?

  郭院長於函上批云:
  一、〈孫武傳〉不可靠,是小說。《孫子兵法》是戰國時書,作者不知何人,是否即孫臏也難定。〈韓非子.五蠹〉篇有「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足見流傳甚廣。
  二、弩在古代用銅製,不必涉及鐵的問題。
  三、鐵兵的使用是在戰國末期。鐵的使用可以提前,作為耕具,在戰國相當普遍。春秋時的鐵器尚未從地下發現。
  四、駟馬之乘可作各種使用,作為戰車,也可以作為普通的乘輿。根據古銅器的花紋,可以用來打獵。殷王打獵卻是兩馬拉的車子。
  五、主席和其他將軍們在文章中偶有《兵法》的引用,但無專門研究性質的評論。

  郭院長令我作答,在整風運動中苦不得閑,越兩旬乃答之曰:
  一般中國學者是承認《史記》裡的〈孫子傳〉是正確的,尤其是經過孫星衍、畢以珣做了一番整理。但是,凡有獨立思考力的人,對於《史記》的記載大都不信,從北宋起開始懷疑,直到現在。
  注《孫子》的梅堯臣就說:這是戰國的戰術,和三代的戰術不同(見歐陽修〈梅聖俞注孫子序〉)。
  其次,南宋初年的葉適,他在《習學記言》裡舉出幾條理由:
  1.《左傳》記春秋時事最詳細,吳國方面的人如伍員、專諸、宰嚭都有,可是孫武有這樣大的功勞,而在《左傳》裡不但沒有他的事情,連他的姓名都不見。
  2.春秋時各國將兵的官員都是管理政治的卿,沒有專做將軍的;孫武不為卿而專任大將,這和春秋時代的政治制度不合。
  3.說孫武在吳王面前用了婦女來試驗戰事,這是不足信的故事。他所舉的證據非常明白。
  稍後,高似孫在《子略》裡說:把《孫子》和《吳子》、《司馬法》比較起來就顯出不同。《孫子》是戰國時馳騁戰爭、逞謀奪詐的技術,和春秋時講禮義和教訓的完全是兩種形式。稍後,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裡也支持著葉適的說法,說《孫子》雖是古書,但孫子這人的時代是不明不白的。
  明代,胡應麟在他的〈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裡說:孫武的功業表現在吳、楚兩國間這般顯明,《左傳》不應不載。大概是戰國時的策士因為孫子講兵法講得很好,所以造出這段故事,表示他不是徒托空言。
  清代初年,姚際恆在《古今偽書考》裡也用了梅堯臣、葉適的話來懷疑這書,結論說:孫武究竟有沒有這人呢?還是有這個人而不像司馬遷所說的呢?他的書是自己作的,還是後學者代作的呢?這都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
  清代中葉,全祖望在他的〈鮚埼亭集.孫武子論〉裡說:吳和楚戰,吳軍雖勝,可是他們用兵並沒有什麼好的計謀。《左傳》、《國語》記吳事很詳,可是都沒有說到孫武。就是出於東漢初年的《越絕書》,記孫武也沒有幾句話。所以,這十三篇書確出於知兵者之手,可是孫武的故事是戰國時縱橫家所偽造的。
  稍後,姚鼐〈惜抱軒集.讀孫子〉說:春秋時大國用兵都不過數百乘,何況吳國,哪有興師十萬人的道理。又「主」本是大夫的臣子對於大夫的尊稱,到三晉和田齊從大夫升為國君,臣子對他們的稱呼沒有改,人們才用了「主」來稱國君;《孫子》中稱國君曰「主」,那就見出了它的著作時代。
  在日本,齋藤拙堂〈孫子辨〉說:〔眉批:拙堂名謙,見《史記會注考證》。〕《史記》稱孫武見闔閭在吳伐楚之前,其時吳王已見了他的十三篇,可是那時越國尚小,他們的兵不應多於吳,而〈孫子.虛實〉篇中說:「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這是《孫子》這書作於越強於吳之後的證據。又《左傳》昭公卅二年,吳伐越,這是吳、越相爭的開端,而〈九地〉篇說:「吳人與越人相惡。」則是作於吳、越相仇後的證據。他以為這書是戰國時作,《戰國策》裡稱孫臏為「孫子」,《史記》列傳和〈自序〉裡都記著孫臏的兵法,所以這部《孫子》可以推想為孫臏所著,孫武和孫臏是一人,「武」是他的名,「臏」是他的綽號。
  武內義雄(孫子十三篇之作者)引了齋藤之說,更把《戰國策》中孫臏的話來比較孫子,覺得兩者有很多相像之處。又〈呂氏春秋.不二〉篇說「孫臏貴勢」,而《孫子》有〈勢篇〉,也是孫子即孫臏的一個證據(以上齋藤、武內兩家說,均見江俠庵譯《先秦經籍考》)。
  從以上諸證看來,《孫子》決不作於春秋時。既不作於春秋時,即與吳軍攻楚入郢無關,〈史記.孫武傳〉全不可信。在大規模戰爭的戰國時代,已有不管國政的專職的將軍,用兵十萬也成了平常的事,然後出現這部《孫子兵法》。既經說明了這書的著作時代,則和弩機的使用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之說恰恰相應,因為孫臏殺龐涓是前三四一年的事,在著作《孫子》的時候弩已廣泛地使用了。但何以說他和吳國有關係?書中已兩次提到越人,我們可以猜想:前三四一年,齊伐魏救韓,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其後田忌奔楚,楚封田忌於江南,江南即吳境,說不定孫臏跟了田忌去,就在那裡寫出他的兵法。後人弄錯了時代,說他是春秋時人,另外造出一個幫助闔閭伐楚的孫武來,這故事就為司馬遷所採取了。此結論實出於《先秦諸子繫年考辨》之〈田忌鄒忌孫臏考〉。
  聞今年山東某地出土木簡《孫子兵法》,視今本倍多,不知何時可見到。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三日陳金生君來談及。

 


  從葉適以降至錢穆,具見前文駁正,此處不贅。既然顧頡剛似乎沒有新鮮的說法,那麼我們在此又要談些什麼!

  顧頡剛既是古史辨派的創始人,我們自然又可以在他即使只是引用前人的文章中,看到疑古者的一般特質。首先,顧頡剛也如其他疑古者般將自己不具備的事情,先拿出來套在與自己對立的一方頭上,以求達到貶低別人而提高自己的功效,因此他說那些相信司馬遷說法的人是沒有「獨立思考力的人」。我們當然要因此「懷疑」,何以先秦之後最靠近孫武年代,並掌握最多史料的史學家父子 檔,他們的記載居然會不如一個一千多年後已經看不到多少文獻,卻又喜歡自作聰明的那位不學無術的腐儒信口開河的荒謬論調呢!而我們更實在是不知道,葉適到底是什麼時候提出了「非常明白」的「證據」以支持他的荒謬論點 了,更不曉得為什麼戰國縱橫家要偽造出一個「徒具文采」卻「不逞口舌」的兵家來!而且偽造出來之後,還只給了這個人物一丁點的小戲份,以致於到了《越絕書》時,對此人的交代仍然「沒有幾句話」。而在《史記》中,當闔閭問他是否可以攻郢時,他又回答了什麼,他回答:「民勞,未可,待之。」這是如何簡潔有力的回答呢!而這個回答孫武只用了「六個字」,再看看他在《史記》中的其他話語,又可發現這又是一個如何沈默寡言的人啊!那群好逞口舌、歡喜長篇大論、喋喋不休、絮絮叨叨的縱橫家,會偽造出這樣一副「德行」的兵家出來嗎?那麼兩相比較之下,究竟是司馬遷的話比較像小說家言,還是那一群不學無術、不知人性 、欠缺邏輯素養的學者們說的話更像小說家言呢?這一點,就何妨留給讀者們自行斟酌了!
  一個社會科學院院長,選了一個古史辨派大將來為此作答覆,這自然也再一次表明了他自己把史書當成小說來看,不相信歷史記載的態度。同時 這些大學者們也在此展現出他們不具備驗證疑古前輩們荒謬說法的能力。而這樣的迷信、盲從,就是疑古者最當行的看家本領,這一點 讀者只要認真看過本書所引用的出自諸位疑古者的謬論後便可明白,而甚至連「獨立思考」的能力也不須具備,便能自然順暢的明白了。

  顧頡剛此論唯一的「新鮮」之處在於他說:「既經說明了這書的著作時代,則和弩機的使用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之說恰恰相應,因為孫臏殺龐涓是前三四一年的事,在著作《孫子》的時候弩已廣泛地使用了。」

  《孫子兵法》裡提過了幾次「弩」呢?既然顧頡剛已經做出了如此的結論,我們難道不需要幫他好好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嗎?是兩次、隸屬於兩篇、共計兩個字 ;若牽涉到相關的「發機」之喻,則共為三次。在一本五千餘言的兵書中,出現了兩個字、三次比喻就是「廣泛地使用」的「證據」嗎?這豈非一次犯了以偏概全等諸多邏輯謬誤呢!那麼這三處又是如何說的呢?請見引文如下:

  〈勢〉:
  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作戰〉:
  公家之用:破車疲馬,甲冑矢弩,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七。
  〈九地〉: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發其機。

  我們先說第一、三個例子,這兩則文字明顯是使用比喻法,這是只要稍微有點文學素養的人都能明白的。那麼為什麼孫子用了「弩」來做為比喻,就能表示在他那時「弩」「便已經」「廣泛地使用」了呢!至於第二個例子則使我們得知,當時已經將「弩」用於戰場上了,至於多少,根本無法推估,「十去其七」只告訴了我們其受損的「程度」,一百把弩「十去其七」剩下三十把,一千把「十去其七」剩下三百把,然而誰又能告訴我們到底孫子當時是一百把還是一千把或者一軍裝配幾把呢?遑論《曹註本》「甲冑矢弩」作「甲冑矢弓」,是則十三篇僅餘一例用以比喻之「弩」字、二則「發機」之比喻矣!那麼請問孫子那時「弩」「便已經」「廣泛地使用」了這樣的結論又是如何「作」出來的!這不是又在搞虛構歷史 嗎?

  然而更荒唐的卻是,孫武之時弩確實已經用於戰場了!且看以下一段引文:

  〈周禮,夏官司馬〉: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

  《周禮》出於何時我們無法詳知,然而它記錄的卻是古代周朝的制度這是無疑的。而最重要的是,疑古者歷來質疑孫武為將卻沒被命卿的根據就是〈周禮.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換句話說,疑古者難道又要在此耍弄那一套「對自己的謬論不利則不可信,對自己的謬論有利則不可疑」的伎倆嗎?那麼孫武之時已經用弩於戰場上,這還能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地方嗎?

  可嘆的是,外國人李約瑟及格芮非司都認為「在他(孫子)的時代,弩就廣泛使用了。」,然而反觀中國的「一等一」學術機構的專家學者們,卻得出了什麼答案呢!這是該怪外來的和尚會唸經,還是該怪中國的和尚不會唸呢!或者,是會唸的和尚都被趕出寺廟了呢!

  然而我們必須再補充的一點是,古代的「小說家」是「不入流」(不入九流)的門派,這是一個歷史上明載的「事實」。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這麼說道:「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而社科院院長、「古史」辨大將卻把司馬談與司馬遷根據親聞親見的史料所寫成的史書當成是小說家言,這不是對古代史學家的嚴重「侮辱」,並對相關的歷史不夠熟悉的體現嗎?

  〈孔叢子.陳士義〉:
  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鬥子文生於淫女而不害其為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疑之。」

  然而今之學者不欺有知、不欺凡人,但欺學者,而學者不疑。不特不疑,更將此等謬論奉為經典,此文引用、下文引用、處處引用,誰誰早謂、某某早言,然而卻「總是」、「就是」提不出一個可信的證據;於是乙言甲早謂如何,丙言乙早謂如何,至丁,則總其大成,曰:「甲、乙、丙皆早謂、早言如何如何,又何疑焉?」 三人市虎的邏輯謬誤在一夕之間成為證據,學術共識亦於焉形成。於是「春秋諸子無私家著述」「甚至」「戰國諸子都是偽書」此一「學術共識」,在不需客觀證據、只需主觀臆斷、不停轉相引用之間「成立」了。於是,歷史也就這麼被兵不血刃的改寫了。今日有多少研究簡帛的學者持這種荒謬的「結論」,筆者又何須一一指出?那些在一九七二年以後,仍將《孫子兵法》說成是成書於戰國的學者,如果不是違背著良心、欺騙著視力在說話, 豈非是連一些最基本的判斷力也無嗎!

  而顧頡剛又說:「從以上諸證看來,《孫子》決不作於春秋時。既不作於春秋時,即與吳軍攻楚入郢無關,〈史記.孫武傳〉全不可信。」

  顧頡剛一開始便說:「但是,凡有獨立思考力的人,對於《史記》的記載大都不信,從北宋起開始懷疑,直到現在。……(葉適)說孫武在吳王面前用了婦女來試驗戰事,這是不足信的故事。他所舉的證據非常明白。」他先以葉適的謬說否認了〈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的可信性,最後又由種種謬說得出結論說:「〈史記.孫武傳〉全不可信」,這不是 在循環論證嗎!身為疑古派大將,卻嚴重欠缺歷史知識與邏輯思維能力,就算他具備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又能如何呢!